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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质社会中一切都明码标价

但在疫情中,也有免费的午餐与关怀

中国留学生Emi的志愿者团队捐赠到意大利贝尔加莫的物资被成功签收。

在意大利,对一个人最常见的夸赞是“tranquillo”,意思是“淡定,遇事不慌”。而那些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人,常常会让意大利人看不上。

事实上,很少能有让意大利人真正慌张起来的事——这里紧邻地中海,空气新鲜、食物无污染、景色优美,居民平均寿命达到87岁,并且有着世界上一流的医疗条件……即便病毒刚刚闯入的那几天,意大利人还是保持住了“tranquillo”。

只是,随着疫情的恶化,恐惧开始打破这种平衡。

卫生部里的华人接线员

“最夸张的一次,我一天接了7个来自同一个人的电话”。

作为在意大利长大的华人,陈北是最早入驻意大利卫生部的志愿者之一。他的工作职责是接听来自华人群体的电话,然后把意大利卫生部的回复翻译过去。

1月底的时候,打来电话最多的是华人群体,他们像夹心面包一样,同时收到祖国和意大利“一热一冷”的消息,“国内一直叫人们提高警惕,不要出门,必须戴口罩。而意大利卫生部给的统一回复则是不要慌张,保持冷静,没有确诊就不需要戴口罩,更不要过度防疫。”另一位志愿者刘楠说。

这两种相反建议夹杂在一起,让有些华人慌了神,反复打专线,就为确认一条消息。“那个人来回打了7次电话,我都听出他声音了。”陈北笑着回忆,“他估计想着,如果接电话的是不同的接线员,也许能听到点不同的回答。但其实内容是一样的,在我们的培训手册上写得清清楚楚——没有发烧或者呼吸困难等明显症状的话,医院,也无需戴口罩。”

陈北有自己的生意,原本在罗马开有门店,意大利封城后也随之关闭了。1月22日武汉疫情暴发后,卫生部为了给华人群体提供新冠病毒的咨询,首先联系了陈北所在的华人商会,希望找到一些志愿者做翻译。“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,也不知道该怎么防御,大家都很恐慌,所以报名的人比较少。”陈北回忆说。

米兰白十字会队员在疫情期间执行社区任务。

最后,有14名不同职业的华人加入了意大利卫生部,陈北和刘楠就在其中,他们与其他40名意大利接线员一起,在罗马一个平米的开间办公室里,每人守着一部电话,开始了每天至少7小时的志愿工作。

14人被分成了4批轮流上岗,最早的一班从早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3点,中间有半小时吃午饭;最晚的一班则从晚上8点到次日早8点,常常需要趴在桌子上过夜,保证了24小时都有华人值班。

“电话一直会打到凌晨2点,在那之后就少了,如果有,打来的一般都是为了小孩子,突然发烧了,大哭不止,家长没办法了,多晚都会打过来试试。”陈北说,“我们按照意大利这边给的流程,首先家长要保持冷静,给孩子测体温,如果高于37.5度,我们会帮他查找附近的医务救济点,提醒他需要戴的证件,再给他一份单词表——有些华人的意语不熟练,像‘呼吸困难’‘胸闷’‘咳嗽’‘腹泻’这些医学名词,得提前让他抄下来,念好,好跟医生沟通。”

一个月以后的2月21日,意大利北部暴发疫情。当天,因为在卫生部值班,陈北比外面的民众提前3小时得到了消息。

“当天下午6点的时候,卫生部内部报告,在北部发现了‘1号病人’,但他出现症状已经15天了,现在才确诊,接下来北部肯定会控制不住的。”

陈北马上通知了罗马华人商会这个消息,当时为了支援国内疫情,华人商会在意大利采购了大批的口罩等防护用品,前3批已经医院,但第4批的8吨物资还没运出去。

“我们当时决定,拦下来这批物资,留在罗马,照这个情形,谁知道意大利会发展成什么样子?留下这些物资给华人做个应急吧。”

3小时后的晚上9点,意大利所有新闻媒体都开始播报卫生部的这条消息——“我们于北部伦巴第省的科多尼奥(Codogno)镇发现了第一个境内确诊的病例。”

紧接着公布的信息让观众倒吸一口气:在确诊前的两周,这位38岁的男性已经出现了发烧等症状,但由于症状不严重,家庭医生并没有联想到新冠病毒,只是让他回家休息。

接下来几天,他参加了两场马拉松、孩子学校的家长会,以及若干次朋友的聚餐,直接或间接接触了5万余人。

封镇、封城、封省,直到两个星期后,封锁全国。

意大利采用了整个欧洲最严格的措施,但仍然没有止住病毒的飞速传播。在武汉发生过的一幕幕,接连又在意大利北部重演——医护人员物资不足、人手不足,再加上民众的恐慌情绪,甚至让人来不及去想,究竟是哪一步落下了,导致一错再错?

意大利人本来对本国的医疗体系一直充满自信,这份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。

年,医学界权威杂志《柳叶刀(Lancet)》发布的“全球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”(HealthcareAccessandQualityIndex)榜单中,意大利排名第8,紧随瑞士、瑞典等一众北欧国家之后,远远超过排名第48的中国,也超过了邻居德国(第18名)和法国(第20名)不止一个身位。

这份报告从全世界最常见的32种疾病(肺结核、肿瘤、心血管疾病、消化道、肾脏系统等)中,计算了各国居民每一千人可分配到的医生和床位资源,以及各类疾病治愈的百分比,加权而成。而意大利在新冠病毒所属的“呼吸道感染”这一项,是分的满分。

但最终疫情的发展显示,抗疫的好坏和《柳叶刀》上的排名没有太大关系——上述排名体现的只是每个国家在单个疾病上的治愈水平。而一次大规模传染性疫情,考验的则是整个国家调度资源的能力。能否及时封锁,派遣外部医生入驻疫区;能否提供足够物资、床位;能否劝说民众遵守章程……

说起这些,陈北感慨万千。作为志愿者,他唯一感到庆幸的是当时及时拦下来了最后的8吨物资。很快,和武汉一样,意大利就陷入了物资紧缺的阶段。商会留下了少部分口罩给华人群体,其余则都捐赠医院、警察局等部门。

一切都安顿好后,陈北又回到了电话机旁。

小机构的大情怀

物资短缺的严重性很快在疫情暴发一周后显露了出来。

这是意大利之前没预想到的一块短板。事实上,整个欧洲国家有大规模口罩生产线的,只有捷克、法国和德国。于是从3月初,欧洲各国都在海关内拦截医用物资订单,甚至已经准备好发车的物资,都会被装甲车扣押、明抢。

3月初刚刚从意大利“逃回”中国的罗马一大留学生Emi,看到新闻中贝尔加莫(Bergamo)城也沦陷了的消息,心中一紧,她曾在那读过一年语言学校,对那里再熟悉不过了——既是旅游城市、又是养老之城,两个最受疫情影响的选项,贝尔加莫全占了。

Emi曾经在贝尔加莫读过一年语言学校,对当地非常熟悉。

“那个城市小到只有一家麦当劳,两条公交路线,特别干净、安静,人也很好。”Emi回忆,“有一堵15世纪的防御古墙还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。在山顶上还有一个奇观:一个天主教教堂和一个基督教教堂,面对面、门对门地建立,你在其它地方都看不到。”

坐落在意大利北部的山丘上,贝尔加莫离米兰只有40公里,物价低、环境优美,成为了很多北方人养老的首选,常驻12万人口中绝大多是老年人,整个城市都是熟人社会,随着疫情的恶化,这一点几乎是致命的——仅仅一个月,有近1万人确诊,尤其是70-80岁感染的老人,医院过世了,火葬场每天24小时工作也无法处理完尸体,只得留下成列的棺材在教堂过夜。

“整整一代人,就那么没了!”Emi马上想做点什么。

3月21日,她联系了另外3个在中国的校友,准备开始筹款,医院、养老院捐赠口罩;22日设计好了宣传海报、微博文案,开始公开筹款。5天内,“贝尔加莫+1”慈善小组筹集到了1万元善款。

作为一个从零开始的慈善团体,Emi和她的团队经历了初创慈善团体最常见的难题。

第一个问题,就是难以获取的民众信任。

“当时很多组织在筹款,包括意大利的教堂、教会、华人学校等官方组织,我们一个临时团体,不太能取得的别人的信任。”Emi说。“加上那时候,中国也经历了一轮对湖北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,人们对慈善组织或多或少有一些恐抵触的心理。我们在微博上找大V帮忙宣传时,都被要求出示公益组织的证明;发到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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